第(2/3)页

    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，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，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。

    像魏国、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，国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，就是因为国家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。

    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，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，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，大大的有利于国家稳定。

    但是，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

    长期的马上征战，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。

    早秦部族时期，是直接的军政合一。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，便是全部最高权力。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，但与东方大国相比，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。

    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——秦穆公时期，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，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。

    在这一点上，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。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，这就是周文王。

    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，而是靠拢吸收，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，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。

    没有这样的基础，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——周公旦全面制定《周礼》的可能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，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，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。

    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，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，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，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，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。

    整个春秋时期，秦国的官制很简单，名称也很怪诞，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。

    国君称为“伯”，实际上是“霸”的意思。执政大臣称为“庶长”，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、左庶长、右庶长等不同设置。

    掌军事的大臣为“威垒”与“帅”。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“不更”，掌外事的大臣为“行人”等等。

    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“相”，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。

    从此以后，“相”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，直到秦孝公时期，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。

    秦献公时期，有了“大夫”的设置，但职劝依旧很模糊。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，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，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。

    秦国没有设过丞相，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。

    长期征战，闭锁关西，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，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，也很难理解。

    相反，对开府的另一面——分权倒是更为敏感。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，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，大有叛逆之嫌。

    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，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，稍稍有一些“开府”的影子。
    第(2/3)页